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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培杰:“辩证意象”的起源逻辑——本雅明艺

发布时间:2019-07-03 23:4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摘要] “辩证意象”观念在本雅明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此观念与本雅明认识论模型中的“起源”观念异曲同工,都蕴含了他反对历史主义的线性进步史观、借助“弥赛亚”神学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图。在本雅明这里,“起源”是理念之起源,但它并非形而上学式的单一起点,而是复数的历史范畴。起源寄身于极端情况,是惯常中的例外状态。循“差异与重复的辩证法”,极端情况确立了新事物的形态和特定传统的起源,并提示出此新事物蕴含的理念。在艺术领域,“典范”即艺术进程之例外情况。典范确立新的体裁,而每种体裁都蕴含一个理念。每个典范都是一种辩证意象。每个辩证意象都是一个单子,其内部各要素循“定格的辩证法”而并置互证,聚合成一种“星丛构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辩证意象”是资本主义同质时间的断裂。本雅明认为,辽宁影视剧频道藉此断裂能够唤起无产者的觉醒,促成真正的危急状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辩证意象”观念在本雅明的后期思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不仅是青年本雅明“星丛”构型观念和神学思想的发展,而且蕴含了后期本雅明对线性进步史观的批判、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理解、对革命观念的认识等。在本雅明的思想星丛中,各关键概念的关联性极强,历史哲学、政治思想和艺术批评观念彼此渗透融合,从任何一个概念出发,都可以窥视其思想整体。其原因在于它们与本雅明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密切相关。通过此项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早期的神学本雅明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本雅明并不存在断裂,而是其思想辩证演进的不同阶段。如果说本雅明拒绝线性叙事,要求从“当下”出发来聚集“过去”与“未来”,那么我们对本雅明的理解也应避免以线性方式来“叙述”其思想历程,而可取“共时”视角,将其一生思想重置为一个理念“星丛”,在比照中呈现其思想图景。本文将着重处理本雅明“辩证意象”背后的历史哲学观念,尤其是它与本雅明哲学思想中的“星丛”、“起源”、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等观念的内在关联。

  就本雅明一生的思想发展而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认识论批判序言》(下称《序言》)无疑占据着枢纽性地位。该文不仅系统呈现了本雅明的早期语言哲学、神学和认识论观念,还蕴含着他后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动因。本雅明在该文中着重探讨了“理念”的“起源”问题。他之所以讨论此问题,是要确证“悲苦剧”(Trauerspiel)在文体上区别于“悲剧”的独特性,或者说确立它作为一个文体的正当性。具体而言,本雅明探讨的是如何获取和确定作为理念的“体裁”的问题。本雅明在文中明确指出:“悲苦剧在艺术哲学论文的语境中是一种理念。”[1]在此,“体裁”即“理念”;如果悲苦剧可以被证成为一个独特文体,那么此文体就蕴含了一个独特理念;进而,论证特定文体或理念的“起源”,也就成了一个自然涌现的问题。为此,他批判了以唯实论(realism)[2]为基础的演绎法,警惕理性主义提出的客体要符合主体先天认知形式的认识路径,亦批判了以唯名论(nominalism)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归纳法,提醒认识仅仅停留于康德划定的现象、经验领域的弊端;他试图辩证综合二者,以寻求在“经验”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和进入理念世界的可靠路径。[3]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在《序言》中给出的认识论模型,是“对唯名论实施的一次形而上学的拯救”,[4]所指的正是上述问题。

  就认识论问题而言,本雅明此文着重处理了四个重要概念:真理、理念、概念、现象元素。在探讨真理问题时,本雅明持的是“符合论”真理观,即主体思维及其表达要与现象状态具有真正的同一关系。受康德哲学影响,本雅明既不单纯地认为主体是块“白板”,只能被动地接收客体信息,也不单纯地认为客体要符合主体先天的认知形式,而是要对上述观念做辩证综合。其路径是借助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发展出了独特的“星丛构型”(constellative configuration)理论。真理世界由众多理念构成,每个理念都是一个“无窗的单子”(windowless monad);“单子”是一种自因之物,依据自身的规律展现自身。真理与各“理念单子”之间的关系如同恒星与群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引力,真理聚合群星,却不会将群星打碎,纳入自身,而是让群星环绕自身,各行其是,却又潜在地铸造了它们的本质。而且作为单子,理念的内部是由众多概念构成的,概念来自现象界的“极端现象”,极端现象是现象界的“例外情况”或其平滑同质状态的“断裂”。概念是沟通理念世界(真理世界)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中介(mediation):它打开现象坚硬的外壳,从中提取或拯救出“现象元素”,而后将其带入理念。[5]在此,概念是空的形式,正是藉由撷取现象元素,才获得了具体内容,具有了可靠性;“极端现象”决定了概念的实质与范围;理念与诸事物、诸概念的关系,恰如真理与理念的关系,亦即恒星与群星的关系。“这首先意味着:理念既不是物的概念也不是物的法则。”[6]诸概念在理念引力的作用下聚集起来,它们并不以数学式的形式逻辑、线性关系组织自身,而是像诸单子、群星一样,并置互证(juxtaposition),如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理念“构型”。理念的层级,取决于其内在要素“构型”的精妙程度。

  构建“星丛”的关键是扬弃“概念”。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待概念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前者看来,概念是抽象的重要工具,是构建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理性体系的基本成分;在后者看来,概念压抑了现象和经验的多样性,是应予抛弃的形而上学工具。本雅明试图拯救“经验”,却未抛弃概念,而以“救赎批评”的态度待之。在本雅明看来,唯有以“概念”为中介,才能“以经验为手段来表达理念”,“因为理念不是在自身表达自己,而是仅仅在概念对物的元素的组合中表达自己。而且它如此也就形成了元素的构型”。此构型既是诸概念的构型,亦是概念承载之现象素的聚合方式,归根结底应契合于现象要素自身的关联样态。它既去除了现象中的杂质,保证了理念的反思特性,又避免了理念对现象的单纯排斥,或将现象吸纳或消弭在自己的先验“预设”之中的粗暴做法,进而在理念世界中保存了被概念中介了的现象的独特性。理念通过概念构型表征自身的过程,亦是排布“现象素”、阐释现象的过程;惟此,理念才能达致现象。可以说,构型即呈现,呈现即阐释,即“表征”(Darstellung/ representation)。“诸现象以其存在、其共同点、其差异来决定那些涵盖着诸现象的概念的范围和内容,而对于理念来说,这一关系则颠倒过来,是理念作为对诸现象的客观化阐释(准确地说是对现象元素的阐释)来决定诸现象彼此相连的。”[7]在此,概念的中介作用起到了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概念与现象的关系而言,现象决定了概念的范围和内容,并间接决定了理念的内容,具有经验论色彩;就理念与概念的关系而言,理念决定了概念及其承载的现象素的关联形式、或现象世界在主体精神世界的呈现形式,具有唯理论色彩。正是藉此构型,理念规避了同一性哲学对经验世界的强制表达,而以“非同一”的相似关系,寻求与现象世界存在状态的真正“契合”(correspondence)。此般理念构型,亦要求相应的表征方式。在此,本雅明抛弃了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数学式线性表达,而代之以格言、警句和断片等文体形式,并称其为“思想形象”(thought image),进而发展出“劝谕文”(Traktat)。本雅明的理念论和文体观念,成为阿多诺“论说文”(essay)思想的核心来源。

  概言之,在本雅明的认识论体系中,就理念的“起源”问题而言,其关键环节在于:“概念”从现象界的“极端情况”中提取“现象元素”,并以“星丛构型”来“排布”(arrange)这些承载着“现象元素”的“概念”,以求在尽量尊重诸现象的情况下,“摹拟”或“表征”现象世界的真实样态,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同一。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把握的重点是现象界中的“极端情况”,亦即造成连续体断裂、或在特定连续体中出现的无法归类的异质物。那么,在不同领域,“极端情况”具体何指呢?在历史领域,指打断同质时间连续性的极端事件;与之相似,在政治领域,指造成社会断裂的革命;在艺术领域,则指无法归类的“典范”作为作品的物品或事件。“极端情况”直接关联着“起源”和“辩证意象”观念:特定的理念的“起源”蕴含于“极端情况”,而“极端情况”就是“辩证意象”。每个“辩证意象”都是“单子”,围绕它形成的理念的构型则是星丛式的。本雅明的上述认识论观念,是理解其艺术理论、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关键。辽宁影视剧频道

  在本雅明看来,“起源”并非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范畴,而纯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形而上学的“起源”是万事万物“无中生有”的开端,是一切后起之物可以不断回溯的单一起点。历史性的“起源”则与此无涉。它有其“前史”(雏形)和“后史”(影响),而且不是单一的。本雅明认为:“起源(Ursprung)尽管完全是历史的范畴,却与形成(Entstehung)毫无共同之处。起源所指的不是已生成者(Entsprungene)的变化,而是在变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Entspringend)。在变化之流中,起源如同漩涡,将那用以形成的材质拉入自己的节奏中。”[8]虽然“起源”是历史性的,但流行的“历史主义”观念无法识别“起源”。“历史主义”受限于“事实性”和“客观性”,将历史进程视为受因果关系制约的“事件”之间的线性演进。然而,真理并非依靠累积得以发生的,而是闪入历史之中的,或者说“真理就在极端中”(爱德华福克斯语)。[9]有规律可循的、辽宁影视剧频道可以预知未来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过去”是因为“当下”之解释视角的投射、重组才得以显现自己的本质形态,“未来”是过去经验的投射、“当下”蕴含的潜能的敞开。

  “起源”即历史进程中不可预期的“断裂点”。它确立新事物的形态,并提示出新的理念。本雅明认为,对“起源”的把握,需要一种双重洞察,因为“起源”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起源”的出现是“复辟与重建”;另一方面,“起源”是这种“复辟与重建”过程中的未完满者、未完成者。[10]“起源”作为理念在经验世界的显现者,往往带有既有事物的痕迹,因而被误认为旧事物而遭到遮蔽,或者被认为是既有事物的产物。然而,“起源”是以不可预期的方式“跃出”历史地表、使得相应理念得以显现的。藉此“跃出”,“起源”确立了“新事物”的“形态”或者说现象要素的“构型”。“起源现象”作为“极端物”,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实现其承载的理念的纯粹而完满的显现。理念作为经验事物蕴含的理想样态,是在历史中不断复现自身、逐渐走向圆满的。“极端”之所以成其为“极端”,恰在于它以不可预期的形式实现了理念的潜能,使得此理念显现出来。它超出了既有阐释结构,成为无法归类的“例外”;阐释者对“极端”的阐释,也就是对既有阐释结构的扩容,对“例外”的收编;“极端”越是不可阐释,其扩容效果就越是明显,就越是能够提示出它蕴含的理念形态。阐释者往往无法在“极端”出现伊始就把握住其蕴含的“起源”要素,而要在它得到充分发展、给出了完满形态,甚至因过度发展而显出衰败形态之时(如本雅明研究的巴洛克“悲苦剧”,中外文学中的各种“续书”,艺术领域各种采用过气风格的作品)才能给出恰切的理解。这种“过度”亦如世界的“废墟”状态,是特定事物形态蕴含的真理得到充分显现而趋衰落的时刻。诚如本雅明所言,如果说优秀的作家借助其丰富而饱满的作品“体现”了理念形式,那么蹩脚的作家则通过其干瘪而生硬的作品“突出表达”了此形式;虽然此理念形式预先决定了后一类作品的形态,但“形式的生命与受它决定的作品生命并非同一,对形式的突出表达有时与作品的完善成反比,而形式本身却恰恰会在低劣作品瘦削的躯体上某种程度上犹如这种作品的骷髅架显现出来”。[11]作为在特定现象中已经显现出来的“诸现象要素”彼此关联的“形态”,理念成为对事物演进发挥潜在影响的牵引性力量。

  理念作为特定体裁形式的完满而理想的构型,既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与此体裁具体的历史性演进(“历史世界”)相对峙,又是牵引体裁走向完满的能动力量。随着体裁的历史演进,它或会达致自己的理想形态,当此之时,理念就在其历史的整体性中实现了完满,给出了作为“典范”的艺术作品。因而,理念断非可以从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东西,它既作为一种“潜能”存在于事实性之前,又作为一种指引性“目的”存在于事实性之后。如此,本雅明实则再次强调,借助归纳法是无法获取作为事物“本质关联”的理念的。在他看来,诸事物是独立而断裂的点,而它们的“本质关联”则是连续性的。对此连续性的获取,无法脱离主体(尤其是哲学家)的理性思辨能力。但是,不能认为唯有借助“本质直观”才能获取这种“本质关联”。这种观念论思路,舍弃了现象,即理念的“事实性”维度。理念不能舍弃“事实性”,因为它涉及到“起源”的“可靠性”,舍此就无法判定“极端”,理念就成为空洞的形式。说某事实确立了“起源”或事物本质,并不意味着它之前的事实就是一个间续发展的“铸造本质的时刻”。唯有当事实最内部的结构显示出与“本源”相关的“本质性”,透露了“起源”的“印迹”时,它才能作为“起源”的可靠性基础,被认定为“线]理念是各种“极端情况”提供的概念的聚合结构,各概念是彼此对立、无法通约的。但是理念提供了一种“与本质存在相连的意义”,由此出发就可以非强制性地“铸造”各极端情况的本质,进而使得各极端情况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获得了一种“共同属性”。正如铁屑因进入磁场而具有磁力,诸事物也因“作为力场的理念”的牵引与铸造而具有“共同属性”。由此,概念既彼此对立,又因理念的引力而聚合在一起,并置互证。

  “起源”作为特定传统的开端,是一个历史性“事件”(das Ereignis /event);它并非无中生有,亦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重复而被回溯性地“追认”确立的。它或寄身“冷僻的极端情况”,无法为时人即刻察觉;或寄身惊世骇俗的“过度现象”,让人炫目而无法直视;唯有借助自己身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复”或“展开”(Auswicklung),才能确立自身的“独异”,建立“传统”;此重复是“有差异的重复”。[13]就现代艺术史而言,最为典型的“事件”即杜尚的“装置作品”《泉》。这一惊世骇俗之作,一方面突破了架上绘画的大传统,切断了艺术作品与美的必然关系,使得艺术作品和寻常物的边界变得模糊,“艺术”本身丧失了自明性;另一方面,它本身提供的艺术范式或艺术理念,又使得“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等先锋艺术门类成为可能,确立了新艺术形式的“主权”(sovereignty)。虽然此作品在当时就引起一些讨论,但若它仅仅发生一次,那它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艺术史经典。正是因为《泉》这一作品的批判者、赞赏者、模仿者和阐释者,不断地在作品中“引用”该作品的结构,在理论层面讨论它蕴含的艺术理念,才确立了它作为特定艺术传统的“起源”地位。显然,诸事物只有在其发展(Entwicklung)或“展开”中才成其为起源现象。“起源”是一个具有“独异性”的事件,此事件的本质呈现出一种新的要素聚合结构,对此结构的反复引用确立了其传统,此传统即“起源”之传统。

  从本雅明的辩证视角来看,任何“起源”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物”,其“独异性”(singularity)与“重复性”(repetitiveness)是互为条件的。本雅明这一洞见不仅点明了艺术的演进逻辑,还道出了现代性最为本质的发展逻辑,具体而言即“差异与重复的辩证法”。具有“独异性”的作品是蕴含了独特艺术理念的“理想作品”。它给出了相对于既有艺术传统而具有差异性的“构型”,从而越出既有体裁的边界而取消了特定体裁(要从“体式”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此后的作品,通过重复此“独异性”而真正确立了新的规范和传统,由是确立了新体裁。因而我们可以说,特定体裁是作品结构的“差异性”和“重复性”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辩证统一:“一部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或者创立体裁,或者取消体裁,而在完美作品中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14]无论艺术史还是文学体裁史,都可视为“差异与重复的辩证法”的历时显现过程。现代艺术是激进的“求新”艺术。它不断地试图缩短“重复”环节,加速“独异性”的涌现。由此,现代艺术就在整体上成为了“独异性”的历史。此间各艺术风格与流派似乎并未经充分发展就已被“超越”,其基础由“历时”出现的“作品结构”确立的门类史,变成了“同时”出现的“不同独异性之间的结构”的历史。由此,现代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历史分期概念,而在整体上成了一个价值概念。这也使得“独异性”成为评定艺术作品价值的重要参照。

  作为独异事件的“极端情况”,通过提供概念而决定了理念的内容,但理念断非事件:“起源的理念所包含之物所拥有的历史只是一种内容,而不再是该物所涉及的一个事件。”[15]在此,应从本雅明“救赎批评”方法的角度来理解。作为极端情况的具体“历史事件”近于救赎批评中的“实在内容”,是具体的、材料性的要素;“理念”则是此“实在内容”蕴涵的“真理内容”;“真理内容”寄身于“实在内容”。批评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拆解“实在内容”,把握“线]“事件”是历史进程的标记点,过强的“事实性”和“外在性”阻断了其“内在意义”(真理内容)的开敞。批评者必须进入该“极端物”内部,在“与本质性存在相连的意义上”对其予以“巡察”,亦即揭示出此极端情况的“独异性”,才能够将历史标记为该“极端物”的“前史”与“后史”。由此,本雅明引出“自然历史”这一极具洞察力的哲学观念:“这些存在之前与之后的历史,作为其获得拯救或者其汇入理念世界地域的标志,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作品与形式的生命,在上述表述之下单独、清晰、不为人类生命所污浊地生长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的生命。”[17]自然历史是“极端物”的生成史,亦即理念走向圆满的历史。一旦“极端物”确立了起源,进而提示出理念的形态,其“前史”就因此理念的照亮而得以浮现。但是,正如本雅明所言,不能将此极端物的“前史”视为其早期准备,甚至将其视为极端物的起源,忘了极端物本身就是起源,陷入“历史主义”的泥潭。极端物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已完成并静止下来的状态”,即“本质状态”。必须借助此本质状态,才能真正地把握理念的历史,即其生成史(前史)与有待开敞的未来史(后史)。同时,它之后的历史也已经走在开敞的道路之上。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结构,是对“正待生成者”和“未然者”的召唤而非本质规定。理念之历史,不是“已生成者”即僵死者的历史,更非此极端物确立的本质的历史,而是“在变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的历史。

  [1] 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2]关于realism的翻译,学界一般不加分辨地将其翻译为“现实主义”,而忽略了该词在神学和哲学话语体系中一般译为“唯实论”或“实在论”,使得读者无法辨识其语义系统,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3]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吴勇立、张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4] 阿多诺:《本雅明〈文集〉导言》,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5]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第94页。在此本雅明将其早期的“救赎批评”观念引入到认识论领域,或者说为“救赎批评”提供了认识论根据。

  [9]本雅明:《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13]本雅明:《〈拱廊计划〉之N》,《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16]本雅明:《评歌德的〈亲和力〉》,王炳钧、刘晓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本雅明辩证意象观念研究”(19XNA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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